杨小红专家，重性精神疾病专家，北京精神疾病专家，首都精神疾病专家会诊中心专家，成都成华脑康医院专家。

　　受访者：杨小红专家

　　他从事神经内科临床、科研工作三十余年，人称医界楷模，历经深造培养和刻苦钻研，对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类精神疾病，有着较深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，尤其在失眠、抑郁症、焦虑症和精神障碍的治疗上颇有建树，且在解除患者对西药的依赖性、成瘾性方面有较成熟研究，让中西医治疗手段，特别是生物技术结合传统中医在治疗精神疾病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　　记者：杨专家，您好。现代社会，讲求积极参与与进取，为何您的理论要强调精神超脱？

　杨专家：这主要是一种人生哲学。它并不能帮一个人解决某个具体难题，比如不能帮助濒临破产的人收回金钱，也不能使面临离婚境地的人婚姻复原，但是，它会使面临心理困境的人，以一种比较宽容、妥协、忍耐的方法，度过心理上的难关，尤其是对那些期望值过高、对挫折和失败没有心理准备与承受能力、没有两手准备的人，这个方法，可以使他们精神上的创伤降低到低的程度，尤其能给走投无路、绝望得想去自杀的人“一个度过难关的台阶”。

任何理论，都只适用于部分人群，而这一理论，主要适用于两种人，人生走下坡路的中老年人，以及工作狂。因为中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发生变化后，极易产生心理失落，出现心理问题，而他们丰富的阅历，使他们很容易接受这一治疗方式。

还有就是“工作狂”。在成都，因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，有些人工作起来非常拼命，他们往往给自己安排过多的任务，给自己很大压力，长期的高压下，就会导致消耗过度，结果要么身体垮了，要么就弄得自己焦头烂额，出现身心疾病。精神超脱心理治疗，对他们可以起很好的减压与减速作用。

对于青年人和正在走上坡路的人，因为他们要参与社会，进取向上，则不适用于此法。

记者：您的理论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，因而很引人关注。这种将心理学本土化的意义何在？

杨专家：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与心理特征，有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独特思维方式，对很多事情的态度与看法，都与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，所以西方的理论，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，而建设一个人性化的社会，从国人的文化背景与传统出发进行治疗，往往能更有效地解决国人的问题。

记者：您如何评价成都的公共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？

杨专家：成都的一个突出特点是，有很多的外来工，他们中的不少人居住拥挤，工作条件与环境不够好，劳动时间也长，休闲时间的娱乐活动少，加之离乡背井的时间也长，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，在成都的建设中其实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，但是他们没有城市户口，城市人能够享受到的各种社会福利，他们都享受不到。

所以，这个群体的心理问题应得到社会的关注。因为这个群体很庞大，他们的生存状况如果不够好，必然会激发各种负面的心理情绪，这些负面的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就需要寻找释放的出口，就会导致治安等多种社会问题的出现。这是建设和谐社会一定要考虑的。建议有关部门能够进行相关调查，并调整相应政策。

记者：关注流动人口的精神卫生状况，该从哪些方面着手？

杨专家：事实上，成都的心理咨询业发展得不错，在公安系统、在一些大型的公司，都设置了心理咨询与疏导机构，这样的配套就很好。在外来建设者中间，也应逐步实现这样的配置，在相关政策调整的同时，可考虑给他们配置心理医生，疏导他们心理上的压力和不满。

西方的社区精神卫生工作做得很细致，如社区为那些不用住院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安排护理之家，一般有三四十个病人，由一名护士管理他们的生活，给他们换药，观察病情的变化，社区医生一般一个月来看一次。

记者：听了杨专家的精彩讲说，不禁茅塞顿开，非常感谢杨专家给我们做出的详细解答，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！